回到所谓国际新闻作为一个观察点。许多西方的重要报纸都特别开辟「学生版」，引导十来岁的中学生关心公共事务。《纽约时报》的学生版比较浅显，德文《时代周报》的学生版比较深入。差别的原因可能是，美国自居全球强势，习惯自我中心思维，一般人对国际知识并没有迫切的渴求，而德国经过两次战争的惨重打击，对民族主义戒慎恐惧，整个教育内涵极端强调国际参与的角度。汉堡的《时代周报》三月十二日的「学生版」新闻导读的主题就是南亚海啸。

    如果我不是决策官员而是个小市民，那么我会用尽力气发起公民反抗运动，串连所有的非政府组织──环保团体、消费者 团体、小学家长会、被虐妇女保护协会、劳工权益促进会、文史工作室、青年义工……，包括国际组织;我会结合所有大学的历史系、建筑系、城乡研究、都市 计画、景观系所以及教育学院将来要为人师者的学生和教授们，与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我会静坐、示威、游行。我会不间 断地投书给本地和国际的媒体，我会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求援，向国会议员申诉;我会寻找律师探讨控告政府的可能。最后，告诉你我最后会做什么:我会用 选票把不懂得尊重文化、轻视自己历史的 政府选下去，换政府。但是香港的的政府是不能换的，因为没有普选。

    我想说的是，K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谁，教过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挫折、失败?它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它不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或教程里，它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只叫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看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股的孙敬、苏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 盖茨，都是成功的典范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我也觉得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平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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