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逻辑看来，武训所归从的那一套改良主义、调和主义路线无疑是一种缴械投降，是麻痹人民斗志的有毒的精神鸦片。在革命的逻辑看来，腐朽、邪恶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孔孟之道"在捍卫一个秩序。但这个秩序已然不再让天下绝大多数劳苦大众能够从中得到保护。相反，这个秩序的卫道士们自己就在破坏这个秩序，他们昧着良心用他们手里掌握的知识去欺压老百姓。既然这个秩序已然不再让天下绝大多数劳苦大众能够从中得到保护，就应该绝然地与这个秩序以及附着其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彻底决裂。如果革命者还要将这样的秩序敬畏有加匍匐其下，岂非咄咄怪事？

　　那么，革命者的逻辑对吗？感谢时间，它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从容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假定革命者的逻辑是正确的，则革命者在砸烂旧秩序之后，必将面临建立一套新秩序的问题。历史正是如此，为腐朽、邪恶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孔孟之道"被彻底抛弃后、一切封资修的残渣余孽被彻底清算之后，一套"社会主义新秩序"与"社会主义新文化"被系统地构建了起来。不过，秩序与文化所服侍的主体是人。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决定人、塑造人更本质的因素是他的政治与经济的处境而非文化、意识形态。如何保证一个掌握了很大权力、拥有了许多财产的人不会利用"社会主义新文化、新秩序"来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利、从而伤害到整个"社会主义新文化、新秩序"呢？

　　当然可靠的对付办法就是建立民主监督的机制。可问题是，"社会主义新文化、新秩序"与前面那个"孔孟之道"赖以维系的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威权体制的本质决定了它不会树立一个不可控的对立面来与自己作对。于是乎，"社会主义新文化、新秩序"的命运将注定不会比前面那个腐朽、邪恶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旧秩序更有免疫力。到了其"疫情"发展到显著的阶段，按照革命的逻辑，就应该绝然地与这个秩序以及附着其上的"社会主义新贵"彻底决裂了。由此，就如我们所经历的那样，一场不可避免的"继续革命"的运动登场了，它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由过去的革命者所组成的机体，在这场不可避免的革命运动中，许多"社会主义新贵"在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会上被迫低下了他们的头。

　　文革中上演了一部名叫《决裂》的电影，正是革命的逻辑针对自己所创建的趋于腐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新秩序"的一次清算，对于真诚的革命者而言，不仅要革封建统治阶级的命，当"社会主义新贵"一旦腐朽，就要继续革它的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倒应了列宁那句话："革命就是不断地革命".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不断地革命的主张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旦追溯它的源头，就会戏剧性地追溯到它所打倒的那个"孔孟之道"的身上去。"孔孟之道"绝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一开始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相反，儒家一开始恰恰也是革命者。在历史上，儒家承接的是周革商命的传统，而孔子删定《六经》的动机，也不过托言周制而为礼崩乐坏之春秋时代创立一个革命的新秩序而已。这个假托传统的革命秩序就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不断革命"在"孔孟之道"中的表达，就是"作新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新民",是儒家核心价值之所谓三大纲领中的第二条。可见其分量之重（见于毛泽东投身革命之初也援引此儒家之表达方式而创建"新民学会",则"不断革命"与"新民"之传承关系就更堪玩味了）。那么，当"孔孟之道"沦为封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工具的时候，有没有儒家原本精神之捍卫者站出来"继续革命"（如真诚的革命者对自己的"新秩序"所做的那样）呢？纵观历史，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到晚清"托古改制"之宪政儒学直到现代新儒家、可谓代不乏人。但他们的努力并不能对抗"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铁的规律。但凡从儒家秩序中捞到好处的人总会把他们的利益绝对化从而破坏他们所依附的那个秩序。理想主义的"君子儒"、"大同之儒"永远是一些走"天国之窄门"的少数人，而自甘依附封建统治阶级而从中获利的"小人儒"、 "小康之儒"永远占这五浊恶世的绝大多数！同样，现代真诚的革命者们的革命事业也难以对抗这一铁的规律。自身利益化了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们若要保持纯洁简直就是在与自己为敌。"社会主义新秩序"沦为欺压、欺骗人民的工具真是迟早的事。

　　真诚的革命者的失败与真诚的"君子儒"的失败本质上并无二致。相应的，那些有钱有势的"社会主义新贵"和"封建主义小人儒"却一拍即合、有着颇多的共同语言。于是乎，调和主义、乡愿主义借"武训"的形象粉墨而登上了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舞台而大受追捧，封建主义的"赐穿黄马褂"与"社会主义"的"为人民服务"拥抱在了一起、共同谱写起一曲"和谐"的乐章。

　　明察秋毫的彻底的革命家毛泽东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发动一拨又一拨的"破四旧"与"批孔"运动谁都知道所指向的与其说是那个早已被打倒的"孔家店"不如说是自己一手缔造的"社会主义新秩序"、其要打倒的与其说是封建余孽不如说是蜕化变质的革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