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才七岁，整天跟在一群小伙伴屁股后头满街跑。那时候的我们，穿着富有布依族特色的粗布衣服，挽高了裤腿儿，从街头跑到街尾，整条大街都弥漫着我们的笑声。傍晚，妈妈们便站在街尾大声吆喝着叫自家的孩子回家吃饭。

二十年过去了，小时候的玩伴现在已各自天涯，那些零星的记忆碎片已日渐模糊，唯一清晰记得的，是巷子口两毛钱一个的糖画。

鲁迅先生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槐树，另外一棵也是槐树。而我家门前，只有一棵树，一棵大榕树，一棵记载着望谟发展历史的大榕树。树下，一位包着布依族蓝白相间头巾、穿着蓝靛染的粗布衣服的老人，静静地守候着这片故土，等待着怀揣成长梦想的孩子们光顾他的糖画生意。

下课铃声的响起，预示着糖画老人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为他的生意忙活，开始他的糖画艺术。孩子们拥挤在小摊儿前，这是一个有着艺术特色的糖画小摊儿：左边是一个类似于挂钟的小转盘，转盘上刻画着金龙、凤凰、萝卜、帽子、鱼等图样，右边是一块光滑得发亮的大理石板，老人就在这块大理石板上画出他对生活的热爱。这便是老人讨生活的全部。

几乎每天下午，我和同伴们都会捏着2毛钱来到小摊儿前，玩一把转盘“抽奖”，当然，每次当转盘的指针停留在“金龙”或者“凤凰”上的时候，世界瞬间都变得美好起来，感觉自己像中了大奖一样，因为“金龙”和“凤凰”往往需要更多的糖才能做出来。但我最喜欢的，是看着老人在几秒钟之内做出一顶可爱的帽子：在大理石板上倒上一滴热糖，用他的小铲子轻轻一压，便成了一块圆圆的糖饼，然后在糖饼上滴一滴糖，拿起来对着中间吹几下，便成了一顶帽子。小时候的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我也曾好奇地要求老人允许我自己做一顶帽子。拿着自己的“作品”，内心无比欢喜，满大街的炫耀：看，这是我自己做的！每次看到我高兴的样子，糖画老人总笑得合不拢嘴。

记得有一次，我吵着嚷着要求老人允许我自己做一条“金龙”，老人无奈，便允许了。但老人始终不放心，手把手教我，一边教我画金龙，一边告诉我制作糖画最重要的就是糖料的熬制。

说到糖画的糖料，一般是红、白糖加上少许饴糖放在炉子上用文火熬制，熬到可以牵丝儿时即可用来浇筑造型。

地处于贵州省南部的望谟县，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非常适合甘蔗的生长，用这里长出来的甘蔗榨出来的糖，无比甜美，用这样的糖做出来的糖画，无疑是最受小孩子喜欢的。而我，有幸在那一段青葱的岁月里度过了我美好的童年，似乎整个童年都装满了糖画的味道。

关于糖画，我也听说了一些很有趣的民间故事。相传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在家乡四川时，很喜欢吃糖，不过他的吃法与众不同，他先将糖融化，用其在清洁光滑的桌面上塑造出各种图案，待糖凝固后拿在手上边赏玩边品尝。后来他到京城游学，闲暇无事时，便用从家乡带去的糖如往常般塑造图案。一天，陈子昂正在赏玩自己的“作品”时，谁知宫中小太子路过看见，便吵着要带几个回去。回宫后，小太子将糖吃完了，哭着吵着还要，惊动了皇上，皇上立即下诏宣陈子昂进宫，并要他当场表演。陈子昂便将带去的糖融化，在逛街的桌面上做了一枚铜钱，用一支竹筷粘上送到小太子手中，小太子立即破涕为笑。陈子昂做糖画的故事虽为传说，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糖画的悠久历史。

作为中国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我在望谟的儿时记忆，糖画有着近500年的发展历史，并广泛流传。糖画的流传，衍生出了一种职业和一类人。这类人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记录了孩子们快乐的童年。这类人，虽不是画家，却如画家般受人尊敬；虽不是作家，却如作家般用艺术留住一种文化。

这种独特的街头艺术，亦糖亦画，可观可食，深受人们喜爱。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糖画艺术也频频出现在各种大型文化、旅游和经贸活动中，并显示出它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潜力无限的艺术价值。但这种街头艺术在从街头走向舞台的演变历程中，已逐渐被人遗忘，生活逐渐富裕的人们，有了新的追求，对传统民俗艺术慢慢失去了兴趣。在我看来，糖画艺术的珍贵，并不在于制作了多少艺术品去陈列展示在某个精致的展柜中，而是在于民间艺人通过精彩的制作过程，吸引和取悦食客。只有将民俗文化置于民间，才能够真正的体现出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

而今，常年在外求学的我回到了久违的家乡，想再次寻觅糖画艺人的踪影。当我牵着女友的手，慢步走在家乡的街道，眼前所见是一片繁荣，忙碌的人们脸上书写着幸福，道路两旁是林立的楼房，那些透风透亮的小矮房早已不见了踪影。但那棵大榕树仍然守候着，榕树下的老人却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名与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正专心地制作糖画。我想，这应是老人的孙子吧。我骄傲的指着大榕树下的糖画艺人，告诉女友：看，这就是我的童年！这就是咱们望谟糖画的传承者！

我敬佩糖画艺人坚守家乡的精神，我热爱望谟这片充满情谊和欢笑的故土。在这片故土上，记录着我与糖画的故事，记录着糖画艺人们的辛酸与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