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农民，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湘北大云山深处的一个僻远乡村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但父亲的人生似乎注定与远方有着某种关联，至少时代的潮汐时不时推动着他迈向远方的脚步。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一队日本兵取道我的家乡向长沙方向推进，宁静了不知多少个历史年代的山乡横遭战火，尚在孩提之年的父亲就被迫跟随大人们离家躲兵。在远处山塘边的密林里藏身时，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正好路过，这可急坏了爷爷奶奶与所有的父老乡亲，只要孩子一声啼哭，就会立即招来整个家族的灭顶之灾。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爷爷奶奶甚至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拿出厚厚的毛巾随时准备着紧紧捂住父亲的嘴巴。但父亲也许更加钟情于远方的世界，竟然出神地紧紧盯着眼前的碧水青山目不转睛，硬是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视而不见一声未吭。这个故事后来被长辈们不知重复过多少遍，讲者依旧心有余悸，听着依旧惊心动魄。

父亲成年的时候正值共和国创业之初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时期，各行各业、各级各部门都迫切需要各种人力资源。因为祖上出过几位私塾先生，颇有些国学渊源，父亲耳濡目染，也多少有一些根基，尽管也就只比高小文化高那么一点点，但父亲已经算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了，因而在村里也很有用武之地。但受书报的宣传影响，城里沸腾的生活深深激荡着父亲眺望远方的心，他还是将眼光瞄准了城市里高高凸起的烟囱。经过几个单位的选择与流转，上世纪50年代末他终于成为了株洲一家工厂的正式职工，直至4年后精简退职回乡。

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父亲很少向我与周围的人提及那一段岁月。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进初中时，在他转送给我的那口颇有些历史的“百宝箱”中，发现了他保存完好的工厂《夜校读本》。那早已有些泛黄的书页上密密麻麻的笔迹，与那丝毫看不出任何破损的整体外观，形成了一种十分奇妙的组合，使我至今仍然能从中感受到父亲对课本、对知识、对工作的珍惜与挚爱。在那个写满青春与梦想的年龄里，在那个父亲向往的远方世界中，应该写满了奋进的歌谣。

直到多年以后，国家落实相关政策，给精简退职人员少许生活补贴，父亲才再次来到了这片魂牵梦萦的热土。工厂的原址已经湮灭在城市扩张的滚滚洪流之中，父亲在为国家的飞速发展而惊艳的同时，也为自己与心中的远方无缘相守而默然良久。

回乡以后，父亲就如钉子一样钉在了故乡的土地上，春播秋收，成家立业，赡老扶幼，友邻帮困，夙兴夜寐，兀兀穷年。除了从乡里的电影放映队播放的新闻纪录片与村里偶尔组织的一些时政宣讲中，还能偶尔听到一些外面的信息，他似乎与远方再无任何瓜葛。直到1981年，我幸运地赢得了刚刚恢复不久的高考，去长沙上大学，父亲才终于再次抬头远望，关注起他心中的远方来。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已召开，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大家生活状况有了一定改善，特别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支配时间。尽管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到过长沙，经济压力仍然不小，但还是决定亲自送我上学。

到达长沙火车站时已过正午，学校迎新的大客车刚刚过去，下一趟要一个小时之后。而当时的长沙火车站不仅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站，也是长沙的地标。父亲对着那高高耸立的钟楼不禁看呆了，仿佛那就是通向天堂之路的航标，竟一改平时省吃俭用的习惯，没有丝毫的讨价还价，就在车站广场点了两个盒饭，与我边吃边欣赏起来。特别是来到我就读的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大），看到学校规模宏大，楼宇遍布、绿树成荫、花团锦簇，觉得比他当年工作的株洲工厂要气派得多了，更是赞不绝口。当看到学校背倚岳麓山，面对湘江水时，不禁想起了曾经在课本中耳熟能详的众多名胜，竟然与送我上高中时一天来回60多里山路也要当天徒步赶回去截然相反，决定留下来住几天，好好地看看岳麓山、游游橘子洲、看看长沙城。可惜的是，第二天乘公交经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上岳麓山时，跟父亲结伴同行的我的高中同学的父亲在车上被盗，盘缠失尽，再也无心参观。父亲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自然不会丢下难得有缘的同伴独自去玩，于是陪着他一路风风火火地赶回了老家。

因为要供我们几个儿女上学，家里劳动力又少，并且分田到户之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大增，父亲这一回就是28年。直到2009年在城里做小生意的小妹无暇照顾两个小孩上学，父母才告别山乡住进了城里，加入城里负责接送孙儿们的老人一族，成为了不是太远的远方人。

最近在深圳上班的外甥想请他从未出过远门的妈妈去香港、澳门看看。我早想让父亲出去走走，便极力怂恿父亲同去。原本担心父亲年事已高，听力又不好，不愿意出去，谁知父亲二话没说，点头应允，看来远方在父亲心目中仍然十分神圣。

既然时代与生活的发展已经为父亲的远行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台，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多看看属于自己的更远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