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

到过昆明的人都知道，在昆明的正义路附近，有三座牌坊成品字形伫立在昆明的街道上，一座是金马坊，一座是碧鸡坊。金马、碧鸡坊，始建于明朝宣德年间，历史上曾有“金碧交辉”之说。金马、碧鸡坊北与纪念赛典赤的“忠爱坊”相配，合称“品字三坊”，成为昆明闹市胜景。

“忠爱坊” 伫立在那里述说着赛典赤-瞻思丁与云南的不解之缘。700多年来，赛典赤-瞻思丁成为昆明人民心中崇拜的英雄。元代初期这位优秀的政治家。他在担任云南平章政事（官名，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今天的省长）的六年间，对云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6年中，"兴滇之心，事滇之子"兴利除弊，大胆改革，深得民从拥戴。至元16年（1279年），赛典赤-瞻思丁死于任上，送葬群众"号泣震野"。忽必烈闻讯后，"思震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大德元年（1279年）追赠赛典赤为"上柱国、咸阳王"。他的魂灵至今还久久地在昆明的上空回荡。伫立在五华山下的“忠爱坊”向人们述说着赛典赤在云南的光辉历史。

赛典赤-赡思丁。他的祖籍不在昆明，但我却坚定地认为，他才是真正的昆明人。

1274年，坐在皇帝宝座上的忽必烈在某一天下午，突然感到云南政权“山头林立”，矛盾重重，一片混乱，所以当即决定在云南设立“行省”，并选派朝中那个最“忠爱”国家和自己的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去云南行省任平章正事。成了云南的第一任省长。这是一个神奇而非凡的来自阿拉伯的贵族，他的名字里包含着“荣耀的圣裔”和“宗教的太阳”之意，可见他“血统”的神圣和闪耀之处。他出生于中亚伊斯兰文化重镇不花剌（今布哈拉）。在13世纪初，蒙古军攻占了不花剌之后，他随父亲率骑兵一千多人，带着“文豹”、“白鹘”之类的珍禽异兽前来归附成吉思汗，获得了成吉思汗的信任和厚爱，从而在青年时代就担任了成吉思汗的帐前侍卫，随军征伐，最后来到了中国。

当忽必烈把治理云南的重任“托付”给他的时候，他已63岁，他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这一使命而留守在“大都”里颐养天年。但是他没有拒绝，冥冥之中他似乎听到了某种急切的召唤，那种声音让他立即爱上了那个遥远得像一个梦的“彩云之南”。 当然，他非常明白那是一个非常“混乱”和“危险”的地方，地处边陲，交通闭塞，生产落后，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地方政权机构还没有明确的建制。

实事求是地说，赛典赤-赡思丁是一个和蔼、坦诚、善良、勇敢而绝不怕冒险的人，在他的大半生里，他什么险没冒过？但他从没想过要到云南去当一个“冒险家”。所以在他奔赴云南之前，就四处寻访熟悉云南地理民情之士，将云南的山川城廓、驿舍、军屯和民族等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并绘制成一幅透视般的地图，揣在他的怀里。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忽必烈为他们举行盛宴壮行之后，他和一群官吏、学者、军匠、炮手、士兵、商人、工匠们便纷纷上路了。他们将去一个高远莫测而又美妙无比的地方“主政”一年、数年或是一生？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感觉一定很奇怪很复杂，带着光荣、孤独、忧虑、雄心勃勃、思恋亲人的思想情感，离开了繁盛的“大都”。

应该说，忽必烈的“伟大”和“正确”在那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了。因为云南人从此看到了他派来的那个身材魁伟、浓眉鼻尖、目光清澈的“少数民族”的美男子，开始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改变着这块“少数民族”的土地的“命运”。他毫不动摇地依照内地的行政建制，把各个世袭酋长辖区改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知县，把云南的行政体制同内地的行政体制统一起来，结束了云南自南诏至大理国500年来封闭、割据的政治局面。他所设立的州县建制，明清两代大都保留，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云南全省108个县中，还有57个与他生前所置的建制基本一致。在行政体制改革中，他当机立断地把当时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迁到鄯阐城，把当时滇池地区的行政机构“中庆路”设置在鄯阐城中，所以鄯阐城也被称为“中庆城”，而作为中庆城的附廊县名的昆明，也在这时出现了。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真正改变了“云南”及“昆明”的历史地位。从那时起，“云南”正式成为元朝的十一个省行之一，“昆明”一跃成为云南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赛典赤-赡思丁也成了云南第一个外来的“王者”，他代表元朝中央在这里“主政”，在这里发号施令，但他不是独霸一方的“云南王”，只是一个亲和而智慧的云南的管理者和守卫者。

据说，在赛典赤-赡思丁正准备到云南的时候，世守在那里的真正的“云南王”——忽必烈的皇室宗亲陀忽鲁宗王，非常担心赛典赤-赡思丁来云南夺了他手中的大权，威胁到他们宗室的生存，便在昆明严兵以待，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阵势。这是一把“双刃剑”，一面以防不测，一面又给赛典赤-赡思丁来一个下马威。赛典赤-赡思丁没有与陀忽鲁针锋相对，没有以“钦命”去压人。他派长子最先赶到云南，以礼参见陀忽鲁，并说：“父王即将到云南就任，目的是来与宗王一起共议安抚治理云南的良策，绝非替代宗王行事。父王还要我向宗王转达，请宗王一定帮他推举两个亲信臣子，父王已为他们准备好了‘行政断事官’的位子，宗王一经推举出来，父王立马委任。”陀忽鲁对此很感动，生命和灵魂如若被一阵热风侵袭了一番，浑身冒汗。后来一直对赛典赤-赡思丁给以鼎力相助，他对属下说：“凡是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发出的政令，必须不折不扣地通通施行。”

赛典赤-赡思丁看上去像个使徒一样，穿着朴素的白袍，裤子和袖子紧贴着肤身，里面没有藏着刀剑。他来到云南后没几天，就只身带着一个名叫张立道的“巡行劝农使”，一步一步走向田间地头。他见到一个老农，便开始闲聊。他对老农说：“我想把土地分给你们，你们各家各户自己耕种。如果没有种子、犁耙、耕牛这些东西，也可向我借用。这样下来，你们一年打的粮食可以交多少给官仓？”老农说：“你们做得这么好，我们当然要把一半粮食上交官粮。”赛典赤-赡思丁一听就立即觉得不对，又摇头又摆手地说：“太重了，太重了。你们总不能年年向我借农具吧？牛死了要买，犁耙坏了要修，种子也要经常更换，这些都是要花钱的。你们却把每年的一半收入交给了我，你们一家人的衣食还怎么维持？”老农又说：“可以三成入官仓。”赛典赤-赡思丁想了想说：“你们农家历来克勤克俭，上了三成官粮后，日子倒也可以过下去。但如果遇到灾荒，或者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你们没有一点积蓄怎么行呢？”最后，赛典赤-赡思丁决定，每亩田地只需交官粮二斗。农夫们把赛典赤-赡思丁的这一伟大“决定”，当作特大喜讯，到处传扬。第二年，“奇怪”的事就发生了，农夫们既过上了好日子，官仓也被装得满满的。这的确像个“传说”一样的美好和动听，但它却是真实无疑地在昆明一带发生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护赛典赤-赡思丁的各种“改革”。有一次，一些被罢免了官职的地方酋长，愤怒地跑到京城控告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犯下了累累“罪行”。忽必烈当然不相信酋长们的话，派人将他们押送回来，交给赛典赤-赡思丁处置。酋长们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以为平章政事大人要把他们拉出去杀头了。没想到赛典赤-赡思丁一见到他们，就与他们诉说心里话，检讨自己的过失，还根据他们各人的特长，重新委以重任。酋长们感激涕零，心悦诚服，“叩头谢恩，誓死以报。”

还有一个故事，也一直在昆明人心中闪闪发光，动人心扉。说的是赛典赤-赡思丁的“体制改革”，进行到红河一带的时候，那里的萝磐甸土司，自恃强大，不肯接受中书省在萝磐甸置府设县的规定，武装抗拒。赛典赤-赡思丁派使者劝说无效，不得不亲率大军前去处理。他面带愁容，随从人员问他，他说：“我并不怕出征打仗，就怕你们为此无辜牺牲，还怕你们欺侮百姓，让他们不得安宁。一旦把他们逼反了，你们又去屠杀他们。”

赛典赤-赡思丁的军队到了萝磐城那儿，虽然默默的威慑了三天，但萝磐甸土司还是拒不投降。赛典赤-赡思丁的部将请求攻城，他不答应，说：“力攻不如德降。”

但是，有一天晚上，萝磐甸土司主动挑战，元军忍无可忍，准备反击。在两军严重对峙，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赛典赤-赡思丁赶来了，他急令鸣鼓收兵，并斥责部下，说：“天子命我来安抚云南，不是来杀云南人。”又说：“没有主帅命令，擅自出兵，军法当诛！”

赛典赤-赡思丁反复向诸将申明：“敢有擅杀一人者，以杀良民之罪惩之”。部将吓得连连叩头。他当场下令要严惩“肇事”军官。没几天，这件事就被萝磐甸土司听到了，十分感动，说：“赛平章是这样宽厚，我若再抗命，会是不吉祥的。”于是，萝磐甸土司撤出戒备，心悦诚服的迎接赛典赤-赡思丁入城，并同意在萝磐甸境内设府。同时，萝磐甸土司还恳求赛典赤-赡思丁赦免了违令攻城的军官。这件事发生后，萝磐甸以西的“西南诸夷”，也深受到感动，都望风来归，纷纷于第二年三月归顺中书省。当时，仅广中（今文山地区）就有80个州、40多万户表示服从赛典赤-赡思丁的命令和规定。赛典赤-赡思丁处理萝磐甸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受到了后人的崇敬和赞美。《滇云历年传》的作者倪蜕写道：“赛平章视诸夷如保赤子。诚可以动天地，泣鬼神。”

赛典赤-赡思丁在任6年，把他的“忠”和“爱”点点滴滴地洒在云南这片土地上。他“省徭役、招散亡、恤鳏寡、备灾荒、礼贤士、汰冗官，设路食以待劳民，薄征税以便商旅”；他大力提倡军民屯田、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传播内地先进技术，发展农业生产；他“设驿站，修驿路”，修通了昆明至成都、重庆、贵州、缅甸、河内的驿道，使昆明成为中国西南的一个交通枢纽；他“建孔庙，办庙学，置学田，开科举，明经伦，购经史，修寺院”，倡导内地的礼教、文学、婚丧习俗；他还在昆明设立测景所，观测日月星辰，推算四时节令。他设立惠民药局，治疗疾病，供给药物，将内地医学传入云南。他带来了不少的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人、伊斯兰教徒。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入滇。他鼓励这些移民在云南屯田、放牧、运输、经商、制香、制革、制药，制炮、采矿、冶炼、修建佛教寺院、庙宇、清真寺，将各种科技文化融入到多元而灿烂的云南文化之中。

面对“蛮荒”的云南和“白纸”一样的昆明，“外来者”赛典赤-赡思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他所做和所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他积劳成疾，累死在了“岗位”上。也许他在离开可爱的京城而踏上云南之路的那一刻，就不曾准备返回，所以他一到昆明就拼命工作，没给自己留一条“生路”或“后路”，他一往直前，在重塑了云南，重塑了昆明之后，于1279年溘然长逝。昆明朝野各界，无不悲恸，当时的情景是“王葬之日，百姓巷哭”，祭辞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当时，交趾（今越南）之王也派遣12名使者，前来吊唁。忽必烈知道赛典赤-赡思丁“归真”后，在深深的哀思中，追封他为“咸阳王”，并诏告云南省臣尽守其成规，不得擅自更改。赛典赤-赡思丁葬于昆明北郊马耳山。后来，为了方便大家瞻仰和祭悼，昆明人又在城内五里多为他修建了一冢衣冠墓，里面“收存”着他生前使用过的铜壶和浴巾。同时，昆明的老百姓又自发地在三市街上建造了一座如同丰碑一样的“忠爱坊”，永恒地表达着人们对赛典赤-瞻思丁的热爱和怀念之情。

在赛典赤-瞻思丁“重塑”昆明期间，中庆城（当时也称“鸭池”、“押赤”或“雅歧”城）才真正开始壮大和繁荣起来。城区范围得到扩充，南至今土桥，北至今五华山，东至盘龙江西岸一带，西至今福照街、鸡鸣桥附近，市井繁盛，寺坊林立，大家衣食充足，安居乐业。

难怪世界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昆明后，大为惊异，他写道：“至第五日晚上，达到省会，名雅歧，系一壮丽的大城！”

赛典赤-瞻思丁云南人民心中的英雄。

2022/2/27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