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离的身世

流传900年，现存50多件，行踪诡秘

说起《清明上河图》，人们首先会想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那一幅，它不正被展出吗？但其实，这幅名画“分身”众多，在9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无数人因此晕头转向。

据统计，现存的《清明上河图》多达50余件，散布世界各地。较知名的，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三编本”、辽宁博物馆的“仇英款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院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乙本”……而单论数量又以日本最多：共18件。

《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作者野岛刚感叹此画“像洪水一般袭击全球的美术界”。

可这是为什么呢？美术史界的推测是，宫廷画师张择端完成《清明上河图》后呈给皇帝，转眼间，宋徽宗把它赠予外戚向氏。不久金兵南下，北宋覆亡，在山河变色的大动荡中此画不知所终。六十多年后它重见天日，金朝的张著、张公药等人相继题跋，留下了关于这幅画及其作者最初的信息。此后其“真身”仍时隐时现，甚至被认为已散佚。

于是就冒出各种高仿品，其中流传最广的为“仇英款本”。仇英，明代画手，“明四家”之一。据说他临摹过《清明上河图》。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后刘涤宇则持怀疑态度，理由是：仇英款本把斗拱（一种建筑结构）都画错了，而以他的学识和经验，几无可能。

但无论如何，仇英款本迅速扩散。“这和江南的繁荣有关。”刘涤宇说，明中叶以降，江南地区商贸昌盛、生活富庶，而《清明上河图》恰好被理解成描摹了都市繁华景象，受市民追捧。画匠们见有利可图，遂依据仇英款本大量复制，因产地多在苏州，且画中场景多以苏州城为蓝本，故俗称“苏州片”。

如果坐时光机返回，我们将发现，当时人眼里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苏州片”那华丽丽的模样。真迹实际上一直在，只不过辗转于达官贵人之手，行踪诡秘。乾隆、嘉庆年间，此画重又进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1921年，溥仪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偷运出去，带到了伪满洲国。二战结束，此画幸运地留在东北沈阳，被送往北京故宫。

谜一样的画意

确认真迹，不和谐的画面，悬疑再起

其实刚开始没有人把那幅画当真迹。在爱新觉罗氏持有此画的近150年里，它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地位还不如为庆贺乾隆登基而赶制的“清院本”。

1949年春，东北博物馆成立，着手建立馆藏。溥仪带来东北的那批文物尤为重要，时称“东北货”。就是从那里面，年轻的书画鉴定师杨仁恺发现了一幅《清明上河图》。经鉴别，确认它为“石渠宝笈三编本”，而且就是传说中的真迹。1953年10月，此画由沈阳运至北京，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镇馆之宝。史上首次向民众开放展览。

不过，该版本的地位尚不稳固，移居台北的董作宾就指珍藏在芝加哥孟义君处的“元秘府本”为真迹。此时，日本学界率先站出来支持北京故宫。“日本美术受宋代影响极深，他们收藏的宋画在数量上堪称世界之最。”刘涤宇说。日本美术史专家一眼就断定：石渠宝笈三编本至少作于南宋。往后，国内外学术界逐步达成共识：它确实是张择端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