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七十九岁，二十年前虽开过大刀，但他一直勤于田间，对农田充满深情。

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下地干活，在生产队种田赚工分。那时，一年要种一熟麦子和一熟稻子。记得有几年曾推广双季稻，变成一年三熟。父亲和乡亲们除了生产队开会，就是忙于农作，天天都想出高产，但那时农业还基本属于 “小农经济”，犁田、栽种、收割、打谷这些农活全靠人工，尽管起早贪黑地干，亩产还是不及现在的一半，一日三餐，也多半吃不饱。只有逢年过节或祭祖的时候才有所改善，零食更是无从谈起。有时生产队晚上加班脱粒，就有猪肉烧青菜吃。那时，生产队劳力分甲、乙、丙、丁四等记工分，父亲应该是甲字劳力。他和母亲辛苦一年，所得工分，到年底结算，才近一百元左右，过年买粮买布，略有结余，算是生产队为数不多的富裕人家了。有些人家工分不多，人口又不少的，就只好借生产队的储备粮过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分田到户，田地就成了农民名副其实的生活根基。父亲知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平日里除草施肥，农忙时更得起早贪黑。记忆中，农忙时，全家齐上阵，父亲更是主力。我和妻子也打打帮手，妻子和母亲捆把子，我和父亲挑把子。由于责任田离家较远，父亲用他那瘦弱的身体一担挑起八个把子，一路号子，步态稳健，不输年轻人。后来发展到用板车拖，效率倒是提高了不少。把子到了场上，父亲还是主力，因为他担心安全，不让我和妻子、母亲靠近脱粒机，只好由他将稻把子或麦把子亲自送进脱粒机里。

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大型收割机的推广，一些累人耗时的体力活被机械取代了，父亲这才从繁重的农事中解放出来。即使这样，父亲的农民习性，仍改变不了，继续在废弃的铁本工地上拓荒似地种植油菜、黄豆、花生这些农作物。平时，依然挤出时间不辞劳苦地照料开辟出来的那块地。去年，政府发出禁止在铁本工地上种植的通知，父亲心里感到十分难过，在家失落了许多天，后经多方劝说，心情才好些。

如今，国家政策允许土地流转承包。我心想，父亲这么大岁数也应该好好休身养老了。于是，我私下做主，将我家责任田流转承包了。第二天，父亲知道了，教训了我一通，说是自己种的粮食好，又不要用钱买，说什么也要继续种田。无奈，我只好收回承诺，请求别人谅解。

我理解父亲，因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手心脚底的茧子是他们辛勤的印记，盈盈的晒谷场是他们的荣耀台。他们是从苦难的日子里走来的，曾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吃过糠，咽过观音土，其中的苦是我们难以体会的。在父亲心里，只有种好田才有希望，这是父亲对农田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