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初的记忆里，母亲的木箱里有一个红布包袱，包袱里有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衬衣、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红领巾。我和哥哥都知道，红领巾是母亲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时姥姥亲手给她缝制的，白衬衣是母亲在中学合唱队时，姥爷去县城开会时买回来的。

红领巾，母亲只能在每年的儿童节才会佩戴一天。白衬衣，也只能在学校有重要活动时才穿一次。母亲入团以后，就把还新崭崭的红领巾折叠好夹在了她的一堆课本中间。初中毕业后母亲天天在田里干活，那件白衬衣再也没舍得穿过。

哥哥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他兴奋地一路小跑进了家门，大声喊着母亲要红领巾。母亲笑得合不拢嘴了，打开木箱拿出了红包袱，把那条宝贝似的红领巾亲手系到了哥哥的脖子上。儿童节那天早上，在炕上骨碌了一夜的哥哥天刚亮就爬了起来，胡乱地扒拉了几口饭就背起书包跑去了学校。

“六一”儿童节过完了，哥哥恋恋不舍地把红领巾交给了母亲。母亲洗净晒干叠好，又放进了红包袱。第二年，学习成绩优异的哥哥成为了少先队中队长。“六一”儿童节需要一件白衬衣和中队长标志，母亲把红包袱里的白衬衣给哥哥穿上，白衬衣有些肥大，母亲就把衬衣下摆塞到哥哥的裤子里，把袖子一圈一圈地挽起来。母亲又把红包袱铺在炕席上，小心地裁剪下一条布边，用细细密密的针脚缝制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中队长标志。母亲把标志缝在白衬衣的左衣袖上，哥哥穿着那件白衬衣，系上红领巾，在院子里转了不下十个圈。

我加入少先队的时候，母亲把红包袱剪下来四分之一，一针一线地缝好了边，亲手给我系在了脖子上。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成了少先队中队长，而已经读初中的哥哥，成了少先队大队长。“六一”儿童节的前几天，母亲把那件带着她和哥哥体温的白衬衣给我穿上，系好红领巾，我兴奋地跑到院子里，大声地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从那以后，白衬衣、红领巾和中队长标志成了我童年不可或缺的三件宝贝，每年用完后，我把它们洗净晾干，折叠得整整齐齐放进木箱后才能安心。虽然因为生活条件所限，这些在我心里闪闪发光的宝贝只能在“六一”儿童节那天才能穿戴，但这对于幼小的我来说，却已经是无法言说的幸福和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