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故事：在念大学娶幼儿园的年代，很幸运能嫁给同龄的你，现在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20岁的小女孩嫁给50多的老男人，这已经成了见怪不怪的事情。励志的小故事能够唤醒你的内心，一起来阅读吧！

王芳：在念大学娶幼儿园的年代，很幸运能嫁给同龄的你

　　文/王芳

　　2017年，3月15日，我们终于在一起了。老实说，虚长了30几岁，但直到遇见瓶子哥，我才发现原来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一个人，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无限的色彩和归宿感。

　　我和瓶子哥算是晚婚当中的晚婚了，毕竟都已经是走在奔4的路上的人了。和全世界所有活了这么大年纪的人一样，我和他当然也有自己的过去，但这不重要。因为我们决定确定恋爱关系时，他是单身，我也是；这就够了。

　　晚婚其实并非我们所愿，但就如网络上流传那句“离婚要趁早，结婚要尽晚。”一样，或许这世上的所有事情都需要历经生活的磨难和时间的锤炼，才能得偿所愿，爱情也不例外。

　　我和瓶子哥都出生在小县城的普通工人家庭，从小生活比较艰苦。我们小时候不要说燃气灶或热水器，家里就是连个自来水龙头都没有，接水要去坝子里的公共水龙头，上厕所则要走到很远的公共厕所去解决。特别像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猪笼寨”那种环境。我在祖国的北方，他在祖国的西南。在偌大的版图上，我们是不起眼的两粒尘埃。

　　瓶子哥17岁就选择了服役，在西藏守卫边关，退伍后后才到北京一边辛苦打工，一边参加大学自学考试。而我也是从17岁开始，就不得不自己挣钱维持生计，因为从小学声乐的关系，所以我就常年在酒吧驻唱。因此在那些年，身为北漂的我们，生活同样艰辛。

　　当年为了省房租他住在当时还不通地铁的通县，然后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坐长途车去公司上班，车程单边长达3个小时，往返就是6个小时，早饭和晚饭都只能在四惠的公交换乘车站用一个肉夹馍解决。白天要工作，晚上到家就十点，第二天五点又要早起，所以必须马上睡觉。可这样就没有学习的时间了，因此他只好利用在车上的时间看书。车上看书伤眼睛，所以他患上了600多度的近视。就这样，他艰难地在北京扎下了根。

　　而当年为了赚学费和生活费，我不得不经常在放学后去酒吧驻唱。当时在酒吧唱歌一天能赚150块，一周大概能去三四天。这样一个月下来，还是有接近2000块钱的收入，足够我应付开支。但这还不是最艰难的，作为一个女孩子在酒吧里唱歌，最艰难的是还要应付各种无妄之灾。记得有一次几个喝醉了酒的壮汉，冲上舞台来，把我拽出门外，然后准备硬往车里塞。我吓得拼命哭喊，踢打，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幸好，这时候一个平时比较照顾我的酒吧领班看到了，才跑过来护住我，对那几个壮汉说：“几位大哥，这位是我妹妹，如有得罪，请多包涵请多包涵。”然后不由分说，把我塞进旁边的出租车，叫我赶快走。

　　那天回家以后我吓得瑟瑟发抖，然后自己扑在床上大哭一通。第二天我害怕极了，但是却还是只能咬着牙继续去唱歌。只不过从那天开始，我就和乐队的另外两个歌手约好了结伴而行，一起去唱一起离开，如遇危险彼此必须互相帮忙。在那之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但仗着人多，我们总算能有惊无险。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艰难地上完了大学，然后考上了声乐系硕士研究生。从那以后，我终于不用再在酒吧里驻唱，而是可以参加一些正儿八经的文艺演出了。演出一次的费用，也从150块，涨到了几百上千块。我在这个城市，也终于站稳了脚跟。

　　有些人会被生活的重压压垮，而有些人则越挫越勇；我和瓶子哥属于后者。虽然那些年的生活很苦，但我们并没有像苦难屈服，也没有选择与社会的阴暗面同流合污，我们始终坚持内心的简单干净，我们始终不放弃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他的书和文字，我的琴和歌声。

　　有时候我会一个人独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看着这座城市的灯火辉煌，虽然那温暖的万家灯火还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但我始终相信，终有一天会有的。瓶子哥说，那时候他已经不住通县了，而是搬到了四环内。只不过他没有机会独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远眺万家灯火，因为他只能租住四环内的地下室。但和别人不同的是，即便租住在地下室里时，他也不肯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